導讀：體部伽瑪刀是目前新型的立體放射治療的系統，因其具有良好的定向性和周圍組織受劑量少的特點而為臨床上所接受，影像手段是體部伽瑪刀治療前後評價的重要方面。
1951年瑞典神經外科學家Leksell提出立體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的概念，即在立體定向技術導引下將電離輻射單次、大劑量聚焦於顱內的靶點上達到損毀病灶的目的[1]。 1968年第1台伽瑪刀問世。 1997年旋轉式伽瑪刀問世，它包括30個鈷源並平均分成6組，按螺旋線排列，治療時源體旋轉，將射線聚焦於焦點。由於射線不以固定的路線穿越健康組織使照射劑量分散，從而在每個單位體積內只受到瞬間或微量的照射。在保證源體和准直器精確旋轉和射野之精確聚焦的基礎上提高了輻射邊界的清晰度和規則性，減少輻射的半影，提高療效[2]。同時伽瑪刀應用先進的計算機放療計劃系統（treatmentplanning system TPS），將定位圖像與治療系統密切結合，使治療更能精確地進行。因而，伽馬刀具有明顯的優點而迅速在放療中得到認同。為判斷其療效和安全性很多科研人員進行了多項動物實驗研究和臨床試驗研究[3，4]，取得了一定的數據，得出近階段療效是肯定的結論，但遠期療效的觀察尚需大量臨床數據資料予以認證。目前主要的評價的手段是影像學的評價，利用CT或MRI進行治療前後的影像比較，其中最主要的指標是腫塊的大小。判定的標準則是1980年WHO制定的腫瘤治療的標準。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對疾病認識的深入，目前放療的評價中存在幾個問題應該得到重視。
1、單純形態學評價的局限性
形態影像學評價是目前常用的伽瑪刀治療後評價的手段，其主要的定量化指標是腫塊治療前後的大小的差異，另外CT或MR尚可以反應腫塊內部的變化，如液化壞死、鈣化、纖維化等。須經伽瑪刀治療的腫瘤一般情況下是不能進行手術方式切除的腫瘤，或有轉移或有合併症。在某些情況下所測腫瘤的大小是包含有非腫瘤的還是真實的成份這是很值得關注的，如肺癌中往往合併肺不張，真實的腫塊與肺不張的肺組織有時難以分界清楚，在製定放射計劃是否能把不張的肺組織完全排除在外這非常重要。在治療的評價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在目前的影像條件下測量的只是腫瘤的直徑而非腫瘤的實際的體積，腫瘤的直徑能否反應腫瘤體積上變化是不可確定的。腫瘤治療後到底在何時進行療效的觀測還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的腫瘤惡性程度不一樣，同一種腫瘤的組織學類型不同，造成殘存腫瘤組織的倍增時間不一樣，在某一時間測得的腫瘤大小是否能真實反應腫瘤治療的效果還沒有明確的研究報導。
2、多因素的存在影響腫瘤的治療後的評價
腫瘤患者的治療並不是單一手段的治療，而往往是綜合治療的結果，除此以外治療手段的差別、患者本身的差別等等因素也影響腫瘤放射治療的效果，如何去除各種因素的影響或將其縮小到最小的程度這是評價的重要方面，從目前的評價情況來看，去除這些因素的不多，因而有可能誇大了伽瑪刀的療效。
3、遠期療效與腫瘤患者的生存質量
目前腫瘤的評價多集中於近階段療效的評價，一般是3個月以上，而對於遠期療效特別是5年生存率的情況的調查卻罕有報導。近階段療效的顯著不等於遠期療效的提高，即腫瘤治療後維持時間的問題。放療本身是對身體免疫力的傷害，雖然生物學上已將正常組織的放射劑量減少到了最小的程度，這種傷害是否會對殘存的腫瘤組織的複發造成增進作用，這方面還沒有長期的研究結果，這本質是遠期放射生物學的行為的研究。 1983年癌症的行為和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工作會上對癌症和患者治療後情況十分關注，提出了“生存質量（qualityoflife QOL）”的概念[2]。對於腫瘤療效的評價更多地主張強調帶瘤者的生存質量，體現人性化的觀念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腫瘤患者的心理素質也應納入評價體系。樂觀、豁達的人生觀念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並可以提高治療的效果。伽瑪刀治療後的評價本質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諸多方面，過多地單純強調某一方面非常可能造成療效的誇大。新型影像設備正電子發射體層顯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ky，PET）的出現為伽瑪刀治療前的定位及治療後的評價提供新的手段，PET是一種功能成像手段，反應的是腫瘤的代謝信息，它可以非常明確地分辨出腫瘤組織與正常組織的界限，這樣可以很方便地進行定位和治療後的隨訪。 PET評價和手術後的隨訪是一種有意義的手段，是未來治療前定位和治療後評價的發展趨勢。
關鍵字：#伽馬刀治療後效果影像評估
